金融改革如何影响普通人

<p>这次改革的大方向是由分权转向集权，以便更好地通过混业经营来干预金融体系。很多文章已经分析得非常透彻了，那么关于金融改革这个话题，我想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补充一下，那就是我国为什么敢高度干预金融体系。我国金融业的发展时间并不长，从改革开放至今也不过40年。这40年里，我们的金融体系成长迅速，变化非常大，容易让人摸不着头脑。因此，在问为什么干预金融体系之前，我们先来捋一捋金融体系到底是怎么来的。</p><p>最初我们的金融体系只有央妈，央妈一个人占据了全国金融总资产的93%，是不是很霸气？最初的央妈既是一家商业银行，又是一家中央银行，既管钱又管监管，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。虽然听起来很酷，但管理效率十分低下。直到1984年，央妈才将商业银行的属性剥离出去，变成了今天的工商银行负责存款贷款，而央妈自己则作为中央银行，负责政策决策和金融监管。</p><p>随着我们的金融体系越来越健全，40多年后，今天的金融机构无论数量还是种类，早已今非昔比。现在有证监会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局组成的一行、一会、一局，有由国开行、进出口银行、农发行组成的三大政策性银行，还有工行、农行、建行、中行、交行、邮储银行组成的六大国有商业银行，以及十几家股份制商业银行。如果再加上城商行、农商行和村镇银行，总共有大约4000多家银行。此外，还有保险公司、证券公司、资产管理公司等。</p><p>可以说，西方那套金融体系，我们全都有，不仅数量多，规模也很大。比如，世界商业银行最新排名的前五强中，我国就占据了四席，其中排第一的工行还被称为宇宙行。除了银行，股票和债券两个资本市场的市值在全世界也能排在前三位。虽然规模大，品类全，但我们的金融体系干预方式和西方那套很不一样。</p><p>从历史上看，我们对金融体系的管制非常多，干预非常普遍。在经济学中有个词叫金融抑制，是斯坦福大学研究发展中国家金融改革的权威麦金农教授提出来的，代表一国对金融体系的干预程度。北京大学根据金融抑制的定义，编制了一个金融抑制指数，这个指数介于0到1之间，0代表完全的市场化，1代表毫无市场化。</p><p>经过测算，1980年我国的金融抑制指数为1，之后持续下降，到2015年下降到0.6，这表明我国市场化的程度在不断提高。<span style="font-family: mp-quote, -apple-system-font, BlinkMacSystemFont, &quot;Helvetica Neue&quot;, &quot;PingFang SC&quot;, &quot;Hiragino Sans GB&quot;, &quot;Microsoft YaHei UI&quot;, &quot;Microsoft YaHei&quot;, Arial, sans-serif;font-size: var(--articleFontsize);letter-spacing: 0.034em;">虽然如此，我国的金融抑制指数下降速度依然很慢，比我们金融改革慢了10年的俄罗斯，金融抑制指数已经下降到0.4了。</span><span style="font-family: mp-quote, -apple-system-font, BlinkMacSystemFont, &quot;Helvetica Neue&quot;, &quot;PingFang SC&quot;, &quot;Hiragino Sans GB&quot;, &quot;Microsoft YaHei UI&quot;, &quot;Microsoft YaHei&quot;, Arial, sans-serif;font-size: var(--articleFontsize);letter-spacing: 0.034em;">而在有数据的130多个国家里，我们的金融抑制指数排名倒数第14位，这也是我们对金融业管制较多的证据之一。</span><span style="font-family: mp-quote, -apple-system-font, BlinkMacSystemFont, &quot;Helvetica Neue&quot;, &quot;PingFang SC&quot;, &quot;Hiragino Sans GB&quot;, &quot;Microsoft YaHei UI&quot;, &quot;Microsoft YaHei&quot;, Arial, sans-serif;font-size: var(--articleFontsize);letter-spacing: 0.034em;">我们都知道，政府文件一直把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当作圣经。</span><span style="font-family: mp-quote, -apple-system-font, BlinkMacSystemFont, &quot;Helvetica Neue&quot;, &quot;PingFang SC&quot;, &quot;Hiragino Sans GB&quot;, &quot;Microsoft YaHei UI&quot;, &quot;Microsoft YaHei&quot;, Arial, sans-serif;font-size: var(--articleFontsize);letter-spacing: 0.034em;">虽然我们走的是市场化的改革道路，那么为什么还有这么普遍而严重的金融体系干预呢？</span></p><p>为什么金融部门没有更快的市场化呢？这其中其实大有学问。如果把时间倒退到1978年，当年的顶层设计者面对金融改革有两种选择：第一种是休克疗法，就像后来的前苏联和东欧一步到位；第二种是我们的拿手绝技，双轨制改革，小步走不停步。</p><p>从理论上讲，休克疗法虽然简单高效，但这种方法听起来就不那么靠谱，毕竟休克的人非常容易一命呜呼。从实践上来看，休克疗法一方面意味着要把所有的国企立马私有化，这会导致很多工厂不再生产，很多人也会失业。另一方面，市场机制能否立马有效运转，你能受得了吗？</p><p>实施渐进式的改革，通过双轨制，也就是计划与市场、国企和民企双轨并存，让国企不动摇，并让民企快速扩张，逐渐成为主导力量。回顾过去，这个策略还算成功。在这40多年里，经济高速增长，并诞生了中国奇迹。国有企业的贡献很大，虽然效率低，但稳住了就业大盘，对社会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。</p><p>问题来了，国企既然效率低，为什么还能一直存在呢？答案是金融的双轨制改革。最初政府用财政补贴支持国企，财政没钱了之后，就通过对要素市场的干预来支持国企，比如利率干预、汇率干预、银行和资本市场的干预等。通过这些干预，国企可以以很低的贷款利率拿到钱，并且还能拿到很多贷款。民企就没那么幸运了，不仅拿不到钱，即便能拿到，利息也非常高，真是苦不堪言。</p><p>所以在双轨制的改革下，我们发现一个自相矛盾的现象：一方面金融衰管制导致的金融抑制这么严重，另一方面我国的经济增长却举世瞩目。那么金融抑制到底是催生了经济成功，还是妨碍了经济成功呢？觉得催生了经济成功的，请在评论里中打出 1；觉得妨碍经济成功的，请打出2。</p><p>这个问题很重要，明白了这个问题，你才能更好地理解过去并预测未来。对于双轨制改革，虽然已经实行了40多年，但大家依旧众说纷纭。有人说我们的经济成功是因为市场化放得好，也有人说我们的经济成功多亏了保留计划色彩管得好。</p><p>金融抑制，对经济增长和金融稳定就存在双重影响。第一种影响是麦金融效应，金融抑制会降低资源配置的效率，阻碍经济发展。另一种影响是斯蒂格利茨效应，如果一个经济体还不成熟，完全市场化可能对经济发展不利，适度干预反而更加有益。</p><p>我回顾了一下过去几百年的金融监管史后发现，在市场机制健全、监管框架成熟的市场，降低金融抑制有利于经济增长。而在市场机制和监管框架不成熟的市场完全放开，往往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。</p><p>为什么会这样呢？我们要继续抓本质。比如很多国家都在开放资本项目，放松外汇管制，但大多数国家都玩脱了，导致汇率大起大落和资本大进大出，迅速带来经济危机。阿根廷的衰落就是教训。<span style="font-family: mp-quote, -apple-system-font, BlinkMacSystemFont, &quot;Helvetica Neue&quot;, &quot;PingFang SC&quot;, &quot;Hiragino Sans GB&quot;, &quot;Microsoft YaHei UI&quot;, &quot;Microsoft YaHei&quot;, Arial, sans-serif;font-size: var(--articleFontsize);letter-spacing: 0.034em;">因此虽然金融抑制听起来不那么好，但对于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，发挥了正面的作用。</span></p><p><span style="font-family: mp-quote, -apple-system-font, BlinkMacSystemFont, &quot;Helvetica Neue&quot;, &quot;PingFang SC&quot;, &quot;Hiragino Sans GB&quot;, &quot;Microsoft YaHei UI&quot;, &quot;Microsoft YaHei&quot;, Arial, sans-serif;font-size: var(--articleFontsize);letter-spacing: 0.034em;"></span><span style="font-family: mp-quote, -apple-system-font, BlinkMacSystemFont, &quot;Helvetica Neue&quot;, &quot;PingFang SC&quot;, &quot;Hiragino Sans GB&quot;, &quot;Microsoft YaHei UI&quot;, &quot;Microsoft YaHei&quot;, Arial, sans-serif;font-size: var(--articleFontsize);letter-spacing: 0.034em;">比如我国，如果沿着历史脉络仔细分析，金融抑制在两个方面其实都做得不错。</span></p><p>第一个是对银行体系的干预。虽然国有银行效率不高，但在改革初期能吸收大量存款，并把这些存款快速转化成投资，直接支持经济增长。</p><p>第二个是政府对金融体系的强背书，才促成了目前的金融稳定。有个老生常谈的例子：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，当时我国银行业不良资产率达到了30%，但没有人去挤兑银行。在改革开放后的40多年里，中国没有发生过一次系统性金融风险。当然，这并不是说没有风险，而是政府给金融风险兜了底。</p><p>我们反过来设想一下，假如我们在1978年就彻底放开了金融体系，1997年会怎样？2008年又会怎样呢？所以我们在分析经济金融政策时，一定要站在更大的视角，全局分析，不仅要考虑当前的环境，也要同时考虑成本和效率两个方面。这才是实事求是的负责任态度。</p><p>这样来看，过去看上去不怎么合理的金融抑制政策，在动机和初衷上就变得清晰起来。金融抑制政策虽然在金融改革初期功勋卓著，但这几年市场上的抱怨却越来越多。融资难、融资贵等话题天天上热搜，是我们的金融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吗？还是金融监管体系已经不适应金融发展了呢？其实两个因素都有。毕竟在经济将近40多年的飞速发展后，我们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有了不小的变化。</p><p>在改革前期，我们主要是发挥低成本优势，依靠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高速发展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农村剩余劳动力纷纷进城变成产业工人，并通过教育促进劳动生产力的不断提高。但过去的旧发展模式本质上属于要素投入型，也就是所谓的人多力量大，只要不断加人，经济就会增长。</p><p>但随着劳动力成本越来越高，原来的低成本优势已经不复存在了。因此我们的制造业也在逐渐失去成本优势，开始转移到越南等东南亚国家。</p><p>一个国家的发展模式如果转变不好，还容易催生一个问题。从低收入到中等收入，疯狂堆要素、疯狂加人就可以实现。而从中等收入到高收入，必须依靠创新。我们能否真正提高收入，并变得有钱，关键就是要看能否通过创新推动产业升级。而产业升级能否成功，取决于在市场机制下运作的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能否健康发展。</p><p>如果我们还是走过去金融抑制的老路，我们会发现过去的优势全都变成了短板。比如受干预较多的国有银行，天然喜欢大企业，歧视小企业。毕竟大企业大而不倒，风控也容易。而小企业一没有历史，二没有抵押物，三没有担保，属于“三无”公司。但反过来说，那些缺钱的正是这些小企业。除了房地产等夕阳行业，你见过有大企业缺钱吗？他们的货币资金往往多得流油，花不掉，都买了银行理财，也不借给那些小企业的。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。</p><p>中小企业除了融资难，当然还有融资贵。融资贵主要在于所谓的利率双轨制。假如我们的市场里同时存在两个市场，一个是银行这种正规市场，另一个是民间借贷、影子银行这种非正规市场。在正规市场里，利率被政府干预，人为压低。而在非正规市场里，市场利率远高于正规市场。如果你是银行，你肯定愿意用自己的便宜钱，加高利率贷给中小企业进行套利，这就导致了中小企业的贷款越来越贵。</p><p>因此，你有没有发现，中小企业融资难以及融资贵的主要矛盾，都是过去抑制性金融政策与经济转型的大趋势不匹配造成的。或许我们需要积累原始资本，需要大开大合，大干特干，广泛扶持。而如今，对于专精特新，我们需要涓涓细流，精准滴灌，始终一贯地支持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。所以，抑制性金融政策是不是该收手了？我想你的心中已经有了答案。</p><p>我们刚才说到，当这些正规军、数字金融、影子银行甚至民间借贷都来了。<span style="font-family: mp-quote, -apple-system-font, BlinkMacSystemFont, &quot;Helvetica Neue&quot;, &quot;PingFang SC&quot;, &quot;Hiragino Sans GB&quot;, &quot;Microsoft YaHei UI&quot;, &quot;Microsoft YaHei&quot;, Arial, sans-serif;font-size: var(--articleFontsize);letter-spacing: 0.034em;">比如某宝某白条某借贷，其中的一部分机构，通过大数据和技术创新来进行风控，变相地把利率达到了和正规军一样。</span><span style="font-family: mp-quote, -apple-system-font, BlinkMacSystemFont, &quot;Helvetica Neue&quot;, &quot;PingFang SC&quot;, &quot;Hiragino Sans GB&quot;, &quot;Microsoft YaHei UI&quot;, &quot;Microsoft YaHei&quot;, Arial, sans-serif;font-size: var(--articleFontsize);letter-spacing: 0.034em;">看上去像是实现了利率市场化，只不过我们的影子银行和民间借贷毕竟是游离在监管之外的杂牌军。</span><span style="font-family: mp-quote, -apple-system-font, BlinkMacSystemFont, &quot;Helvetica Neue&quot;, &quot;PingFang SC&quot;, &quot;Hiragino Sans GB&quot;, &quot;Microsoft YaHei UI&quot;, &quot;Microsoft YaHei&quot;, Arial, sans-serif;font-size: var(--articleFontsize);letter-spacing: 0.034em;">他们放了很多贷款给中小企业，但具体放了多少，谁也不知道，那些贷款的企业是否可靠，谁也不清楚，他们能否偿还贷款还是个未知数。</span><span style="font-family: mp-quote, -apple-system-font, BlinkMacSystemFont, &quot;Helvetica Neue&quot;, &quot;PingFang SC&quot;, &quot;Hiragino Sans GB&quot;, &quot;Microsoft YaHei UI&quot;, &quot;Microsoft YaHei&quot;, Arial, sans-serif;font-size: var(--articleFontsize);letter-spacing: 0.034em;">因此，杠杆率引擎升高成了谁也无法预测的潜在系统性金融风险。</span></p><p>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前，我们的杠杆率只比大部分新兴市场国家高一点点，后来就开始迅速上升。虽然在理论上杠杆率是一个中性概念，但杠杆率高并不是好事，毕竟历史经验告诉我们，借太多钱一定会出问题。债务本来就是一个必要的金融构成，可以提高效率，推动经济发展。但任何工具都不能用得太多，一旦资金流断裂，就容易形成恐慌和挤兑，甚至造成灾难性的后果。</p><p>当杠杆率快速上升时，往往意味着资金的低效配置与资产价格泡沫。因此，我刚才说的那些代替了传统金融的数字金融、影子银行和民间借贷造成的高杠杆问题和泡沫，就开始对监管频频发难。有句古话说得好，“解铃还需系铃人”。找到抑制性金融政策的症结，才能彻底控制金融风险的蔓延。</p><p>首先，过去政府对传统金融机构过度兜底，正规军和杂牌军根本不一套规则，这也让那些正规军里的“捣蛋生”可以恣意妄为。比如以、河南村镇银行为代表的中小银行的风险问题，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。其次，我们的监管框架还有一个内在的矛盾，既要承担监管责任，也要承担发展责任，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。但追求发展往往会淡化监管，这是不能同时兼顾的。</p><p>再次，过去我们都是分业监管，保监会各管一摊，很多业务是跨行业的，比如银行保险资管的投资行为，比如人人喊打的P2P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专业监管就很容易造成各扫门前雪的现象。因此，只有监管全覆盖，把这些监管空白放在阳光之下，不要再扭扭捏捏地打压，而是大大方方地承认它们的存在，少一点抑制性干预。在我看来，只有这样才能顺应趋势，提振整个市场的信心。</p><p>当然，我们也看到很多改变，看到银保监会合并，看到越来越多的动作。这些并不是抑制性金融政策，而是更加公平，更加符合市场化规律的新路子。如果一直持续下去，不仅有利于金融行业，对中小企业的创业者、投资者，甚至我们这些参与金融市场的普通人来说，都是一次机遇。</p><p>在全球金融危机的2008年，美国有一位前财长来北京，见一位主管金融的领导。这位领导对美国前财长说，中国一直把美国当老师看，这次美国发生了如此严重的金融危机，老师自己出了问题，学生有点束手无策，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。玩笑归玩笑，这个段子其实隐藏着另外一个问题：我们要不要学习欧美模式？</p><p>很多专家学者之前一直认为，我们应该往欧美模式的方向努力。但现在欧美的金融危机一个接着一个，我们到底还要不要“抄作业”？如果我们当年完全照搬，可能目前已经和1977年的拉丁美洲、1997年的东南亚、2001年的阿根廷、2015年的俄罗斯一样了。正是因为我们在改革初期，选择了抑制性的金融政策，才保住了经济和金融市场来之不易的发展成功。</p><p>但目前时代已经不一样了，抑制性金融政策已经成为了限制经济增长和影响金融稳定的拦路虎。这个时候就需要转变思路，改善监管体系，进一步市场化做大蛋糕。其实我们金融监管的未来走向，之前发布的无数个文件里早就有了答案。</p><p>第一是发展多层次的资本市场。</p><p>第二是让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。</p><p>第三是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。</p><p>这三句话非常重要，建议默读三遍。</p><p><span style="letter-spacing: 0.578px;text-wrap: wrap;">只是当下的实践中，这大多数</span><span style="letter-spacing: 0.578px;text-wrap: wrap;">文件</span><span style="letter-spacing: 0.578px;text-wrap: wrap;">都沦为</span><span style="letter-spacing: 0.578px;text-wrap: wrap;">老</span><span style="letter-spacing: 0.578px;text-wrap: wrap;">生常谈，实际执行中</span><span style="letter-spacing: 0.578px;text-wrap: wrap;">并没有得到落实，以至于整个经济的信心正在逐渐失去。</span></p><p>总的来说，在1978年改革之初，我们没有选择简单粗暴、一刀切的休克疗法。在今天，我们也绝不会选择大开大合、随波逐流的一放了之。而是把握好自己的节奏，寻找符合国情的监管之道。</p><p>有句话说得好，“资本是一匹野马，不套缰绳，容易无序飞奔；缰绳太紧了，会跑不动路。”只有力度控制得当，它才会发挥积极的作用，并造福每一个人。</p><p>然而，道理都懂，就是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还难，想要让穿旧鞋的人走新路，可能得先让他们无路可走。</p><p><br /></p><p style="display: none;"><mp-style-type data-value="3"></mp-style-type></p>